上海供卵助孕成功率,26岁女孩给微信里认识的企业家代孕，收了38万后还能见亲生骨肉吗？

一名年轻女子与一中年男子签订代孕协议，约定所生孩子归男方抚养，女方获取报酬后不得主张任何权利。协议签订后，男女双方通过自然、直接的受孕方式生育一名女孩，并按照约定由男子将孩子带回家中与妻子共同抚养。事后，代孕方对代孕协议反悔，以孩子系其亲生为由，要求行使对女儿的探视权。男方则以双方签有代孕协议，按照协议女方获取报酬后不得主张包括探视权在内任何权利为由，拒绝了女方的要求。双方引发纠纷，最终诉至法院。

自然受孕十月怀胎生下女儿，一纸"代孕"协议能否阻绝亲生母亲的探视权？江苏省镇江市的两级法院给出了答案。

一念之差，为他人"代孕"

现年55岁的陈某，是江苏省镇江市的一名颇有名气的民营企业家，与妻子冯某伉俪情深。遗憾的是，陈氏夫妇膝下无儿无女，这一直是他们内心难言的痛。前些年，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冯某决定作出牺牲，劝说丈夫找一个女子代孕，继承家业。陈某最终接受了妻子的建议。

陈某的生意圈中，有一个微信群，群中好友是全国各地的生意伙伴。2015年初的一天晚上，陈某在这个微信群里认识了26岁的女子郭某。郭某未婚未育，工作不稳定，对经济一定有需求。陈某觉得郭某是最好的代孕选择。于是，在微信上试探道："我没有孩子，没有人承继我的家业，很想找个人代孕，生一个孩子来传递我的香火，你觉得我的想法可笑吗？"

"不会啊！"郭某未加思索，继续答道："我相信一定会有女孩愿意的。"

"那你愿意帮我代孕吗？"未及对方回话，陈某随即发出第二条信息："我可以支付一大笔代孕费用。"

此话让郭某十分生气，她发出几个发怒、张狂的表情。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你又何必当真呢！"陈某连忙赔上不是。

然而，当晚，郭某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代孕"两字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通过代孕的方式来挣钱，可代孕的巨额报酬确实很诱惑人，代孕一次可以让自己少奋斗很多年啊。

代孕还是不代孕？接下来的几天里，郭某十分纠结。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她觉得到千里之外为陈某代孕，也没有人会知道。为了挣上一笔巨额费用，她决定豁出去了。经过一番讲价还价，陈某与郭某就代孕一事达成一致意见。

2015年3月24日，郭某从东北的家中赶到千里之外的江苏镇江。

初次相见，陈某对郭某很满意，两人就网上达成的口头协议，进行书面签字确认，双方共同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陈某、乙方郭某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代孕协议，乙方完全自愿为甲方代孕；代孕方即日起，其间的每个月工资为肆仟元，甲方直接于每月提前五天以现金支付给乙方；代孕总补偿金为30万元；代孕补偿金、赔偿金、生活费全部由甲方交付给代孕方指定账户；代孕方在甲方按协议付清所有费用后，不得再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

一朝分娩，亲生女不能相见

协议签订后，陈某告诉郭某，他从网上查获得知，代孕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人工授精代孕，即通过医学辅助手段将需求方的精子送入代孕者的体内，在体内进行受精，并完成怀孕全过程；第二种是试管婴儿代孕，使用需求方的卵子和精子，做成试管胚胎，植入代孕者的体内完成怀孕的全过程；第三种则是自然受孕，即男方和女方直接通过发生性关系使女方怀孕。

"人工授精代孕和试管婴儿代孕，女方比较痛苦，成功率又比较低。而直接自然受孕，不但女方没有痛苦，成功率高，而且生育的孩子质量也好。"陈某向郭某征求道："我们采取什么受孕方式代孕呢？"

郭某经过片刻的思考后，觉得去承受不必要的痛苦毫无意义，同意采用自然受孕的方式。

2015年11月，郭某成功怀孕，并于2016年8月生产一女，该医院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上记载母亲冯某、父亲陈某。

孩子出生后，依照双方签订的协议，陈某分期足额支付代孕费、补偿费等各种费用共计38万余元给郭某，然后将子孩抱回家中，与妻子冯某共同抚养。而郭某拿到报酬后，回到了东北家中，两人各自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圈子里。

然而，回到东北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出于母爱的天性，郭某对孩子的思念之情越来越强烈，多次从东北到江苏，恳求陈氏夫妇让她看看孩子，但都遭到拒绝。为了能看到孩子，郭某辞掉工作到来到镇江。

"孩子是我十月怀胎亲生的，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难道38万元能够买断母女情吗？"每次探视遭到拒绝，郭某都痛苦万分，"我以前被金钱蒙蔽了眼睛，做错了，现在特别后悔，以后想用母爱来弥补孩子，难道又错了吗？作为一个母亲，我就没有权利见我的孩子吗？"

最终，郭某到法院主张自己对孩子的探视权。郭某诉称：我与陈某于2015年3月结识，2015年11月我怀孕，2016年8月生育一女，孩子出生不久后陈某将孩子抱走。我多次上门，希望能见上女儿一面。可是，每次都被陈某断然拒绝。我与陈某虽然不是夫妻，但我们通过自然受孕的方式怀孕生育的女儿，在法律上属于非婚生子女。按照法律的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都享有被亲生父母探视的权利。我作为亲生母亲，依法享有对非婚生女儿的探视权。故请求法院判令我每月探望非婚生女四次，每次探视可将孩子带回生活两天，陈某应予以协助，并判令寒暑假我将非婚生女接回共同生活一半假期的时间。

陈某辩称：郭某探视孩子不利于非婚生女的身心健康，孩子自出生至今一直是我和妻子冯某在照顾；探望方式方面不具有可操作性，目前郭某并不具备抚养能力，且非婚生女目前生活在国外，探望权亦无法落实。故请求法院判决中止郭某的探望权。

陈某向法庭出示了《合作协议》，用以证明其与郭某之间签订有协议，而郭某认为，《合作协议》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性不予认可，该协议系非婚生子协议，协议内容与本案探望权无关。

违背公序良俗，代孕协议无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郭某与陈某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对"需求者"和"代孕者"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所生育子女的归属等内容进行约定，约定内容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理精神以及法律规定，该份协议系无效。虽然《合作协议》因违法而无效，但孩子是陈某在与冯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郭某通过自然、直接的受孕方式生育，是非婚生女，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孩子自出生开始一直由陈氏夫妇抚养照顾，与冯某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依据婚姻法第27条第二款之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冯某作为养育母亲，基于主观抚养意愿和事实抚养行为而成为与孩子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母，故而上升为与生母郭某同等地位，其权利义务适用婚姻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因此，孩子有生母郭某和继母冯某两位母亲，纵观本案，继母冯某一直抚养照顾孩子且有抚养能力，生母郭某生产孩子的目的是获取补偿金等费用，生产后也未实际抚养过孩子，冯某基于抚养的主观意愿和抚养教育事实而与陈某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其作为孩子的继母与陈某共同抚养照顾孩子，已然形成一个完整家庭。

根据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考虑，法律赋予父或母探望权，前提是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孩子的出生是基于一场对价交易，陈某为求子而出高价，郭某为获取费用而生子，从郭某、陈某认识过程足可以看出二人之间无任何感情，陈某得子后依协议单独抚养孩子，拒绝郭某的探望，郭某自述挂念孩子，但在审理中并未对其生产后关心孩子的生活成长等情况举示证据材料。虽然陈某未举示目前生活资料，但从陈某高价求子的举动看，陈某尽心抚养孩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孩子目前不足二周岁，年龄尚小，心智发育不完善，辨识能力未形成，其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这份稳定有部分来自于家庭的完整和健康，而陈某及配偶冯某能够提供一个这样的环境供其成长，这份稳定有部分来自于排除外界干扰，形成一定的封闭空间，不因身份关系而对孩子造成困扰，让孩子心智、心理发育的过程中不受此困扰，故法院认为作为生母的郭某享有探望权，但基于上述原因探望孩子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故郭某要求探望孩子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郭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郭某不服，向镇江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上诉理由如下：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陈某没有举示相关证据，证明本人探视孩子存在不利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本人不关心孩子，也是缺失常理的错误认定。一审错误认定冯某与孩子有事实的抚养关系。本人怀孕6个多月时双方终止履行协议。孩子出生后，陈某支付给本人的款项，不是代孕费，是陈某主动支付，没有双方合意。孩子出生后，陈某隐匿孩子是违法的。没有证据证明本人是专职代孕，故一审认定本人是专职代孕是错误的。第二，法律适用错误。本人享有对孩子的探望权，不能变相否定和剥夺，一审判决没有正确适用婚姻法的规定，也未依法考量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一审驳回本人的诉请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也未考虑陈氏夫妻的年龄和工作情况，忽略了冯某对孩子的真实情感态度。因此，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本人的诉讼请求。

2019年8月13日，镇江中院经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加，不孕不育情况逐渐增多，随之而来的代孕应运而生，我国只禁止代孕行为，对于由于代孕产生的具体问题却无明确规定。但现实生活中代孕现象已岀现较多，由于代孕涉及人物关系复杂，法律关系混乱，尤其是基因母亲、意愿母亲、妊娠母亲的分离，母子关系认定复杂，代孕母亲的探望权有无也就难以确定，常成为代孕案件中的主要争议点。

对此，有关法律人士指出，代孕是非法的，不受法律保护，代孕协议无效。代孕行为本身对社会伦理道德的破坏以及跟家庭关系的破坏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不符合传统道德伦理观，违背社会风俗。但在自然式受孕的情况下所生育的孩子，代孕妈妈与孩子有血缘关系，从法律上讲，其实就是非婚生子女，孕育的男女双方是孩子的亲生父母，都应该承担孩子的抚养义务，也都享有对孩子的探视权。然而，法院在认定代孕妈妈探望权的问题上，是根据"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确定的。现实中，从事代孕的妈妈，往往不具备抚养、教育孩子的条件，而需求代孕的一方，各方面的条件一般都相对比较优越，对代孕的孩子抚养教育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代孕妈妈在争取探视权时，往往会因不具有"子女利益最大化"的条件而失去探视的权利。

具体到本案，承办此案的法官指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某对孩子的探视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郭某与陈某签订的《合作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故该协议对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孩子因系双方自然受孕及郭某娩出，故认定孩子系郭某、陈某之女。郭某作为孩子的亲生母亲，依法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含孩子由陈某一方直接抚养时，郭某享有对孩子的探望权。

但是，依婚姻法第38第三款之规定，父或母一方探望子女的权利，应受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约束，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应当暂时中止探望的权利。本案双方在探望问题上无法调和，在关系上存在一定的对立冲突，且孩子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尚不满2周岁，不适于在双方关系不和谐、互信度不高的情况下进行探望。孩子自小在陈某处生活，形成了较稳定的生活状态，在目前的情况下，亦不适合郭某所诉请的要求接回孩子共同生活的探望方式。因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故目前不宜支持郭某的探望请求。

渭南政法网编辑：杨大君

上海供卵助孕包成功,地下代孕黑链调查：出租屋取卵 85万一条龙包成功

触电新闻客户端8月5日消息，我国相关法规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和胚胎，严格禁止各种代孕行为。然而在需求的推动以及巨额报酬的诱惑下，还是有人选择铤而走险，甚至还不惜动用违法的手段。

一线独家调查将带您起底这些地下代孕交易中的黑幕。首先，来看一段发生在一名14岁小女孩身上的遭遇。

14岁少女被取卵，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小娟今年14岁，辍学后她在网友的推荐下，从老家惠州来到了广州打工。但两个月后，当小娟回到家里时，家人却发现她脸色发黄，还有腹胀的现象。

小娟的姨妈钟小姐（化名）：晚上八点睡到第二天上午十点钟，问她怎么了，她只说很累，想睡觉。

家人一度怀疑小娟患了肝癌，但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小娟原来是进行了取卵手术。据随后的病历显示，小娟取卵术后6天，渐进性腹胀4天，双侧胸腔积液，并提示有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声像。

原来，小娟在来到广州后，在一名网友的唆使下，进行了取卵手术，而一开始的检查，是在广州一家民营医院进行的。

小娟（化名）：广州现代医院。

（你去那家医院做什么？）

小娟：抽血之类的，还有什么（其他）项目。

（医生有没有提醒你不能做这个取卵手术呢？）

小娟：没有，因为我觉得那家医院（有）很多（人）都是（来）做这些。

取卵手术在出租屋进行，要走就赔钱？

小娟说，当初像她这样前来检查的还有好几个人，她们都是由中介带来的。而在检查过后，最终的取卵手术并没有安排在正规医院，而是在白云区京溪附近的一个出租屋里进行的。

小娟：当时我好怕好痛。

（当时持续了多长时间？）

小娟：我觉得好长，半个多小时。

尽管过程中小娟想过逃脱，但中介却威胁说，要走就得赔偿所有检查费用。“她说（我要）走的话，就扣钱，赔钱这样子；（她说）那么多女孩子取了都没事，我以为我也会没事。”

警方破门入屋，现场存放催卵药品

随后，一线记者以匿名方式向广州白云区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很快民警和卫计局工作人员，赶到了白云区云景花园的一间出租屋。

现场只有一名女孩，民警来后她用微信告知了自己的上司，对方还教她把药物扔进厕所冲走。随后，卫计委工作人员也在出租屋里找到了一些催卵药物。而据受害者小娟（化名）说，这里最多的时候有过17人。

虽然卖卵代孕行为在我国被明令禁止，但实际上，我们身边像小娟这样的案例并不少，有的女生甚至是为了追求巨额报酬，主动参与。如今这种种行为愈演愈烈，甚至早已异化为了一条黑色产业链。

究竟这背后的水有多深呢？一线记者继续暗访调查，暗访到的内容，令我们是难以想象。

“捐卵”广告随处见，颜值学历均成筹码

在网上输入“捐卵”“卖卵”等关键词，便会出现五花八门的买卖卵子广告，尽管上面大多打着“爱心捐卵”的幌子，还隐晦地将提供卵子的人称作“志愿者”，但这些网站连最基本的备案号都没有，正规性可想而知。

除了在线上，这些卖卵代孕的广告在线下也随处可见。像在广州某女子医院的女厕内，就贴有“捐卵”广告；而在广州大学城某商业街的女厕，也同样成为“捐卵”代孕广告的重灾区，而这些广告无不打出收入过万，轻松赚钱的口号，来吸引女孩。

卖卵对接人：如果你要的是男孩的话，绝对百分百抱在你手上的是男孩，而不会是女孩。

这名对接人声称，他们是一家有着13年卖卵代孕经验的专业公司，为他们公司供卵的，通常都是一些20岁出头的女大学生，而卵子的价格则根据女生的长相、学历而定。

“面试”女生均称缺钱，伤害风险一脸茫然

两天后，在广州天河区富力盈泰广场这栋写字楼六楼，记者见到了对接人推荐的三名女生，在业内这个环节称为“面试”。见面后，三人显得都很大方，神情自若，一点都没有把“卖卵”当回事。

第一位是自称来自中山大学大三的学生。卖卵对接人要求这名女孩展示一下高挑的身材。对接人称，这位女孩是“天生丽质”，绝对没有做过整容手术。

第二位“面试”者自称是来自广州大学的大四学生。女孩同样被要求展示身材。

第三位女孩，自称来自广州某大学服装设计学院，身高一米七三，今年23岁，即将毕业。她说自己来“捐卵”是由于父亲病倒后欠下了巨额债务。

交谈间一线记者发现，这三名女生前来卖卵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无非都是等钱用。而对于卖卵会带来的伤害和风险，她们都是一脸茫然。在“面试”过程中，对接人还信誓旦旦地说，取卵对年轻女生来说就像被蚂蚁咬了一下，不会有副作用。

为了核实她们的身份，一线记者选择了其中一名女生的资料进行验证。第二天，经广州某大学学生处的老师证实，这位女孩的确是该校的在校学生。

医生：非专业取卵促排，或可危及生命

据专业的生殖医学医生介绍，通常在取卵时，医生必须要用一种手术用的空心针，刺破卵巢内成熟的卵泡，才能取到卵子，而非专业机构人员进行这一操作的风险非常大。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生殖医学中心医生孙玲：特别是卵取得比较多的时候，有时候卵巢一边一个（针孔）还不够，可能需要一边卵巢穿刺两个（孔），甚至更多，卵巢的穿刺孔是会有些出血的，只是多少而已，（出血）可能会导致局部组织的粘连，可能导致女性本身不孕。

此外，在正规医院，医生在取卵之前还要进行促排卵，而促排目标是卵子刚好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即可，但是非法机构往往以盈利为目的，则希望促排越多越好。而这可能导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

显然，很多前来“卖卵”的女孩都是不明所以，甚至可以说是被坑蒙拐骗，参与了这种对自己身体有绝对伤害的事件中来。那么，现在客户有了，卵源有了，接下来的人工合成胚胎和代孕妈妈又从哪找呢？继续来看一线记者的暗访调查。

为了进一步深入调查，一线记者假装提出，看上了“面试”中第三名女孩，希望由她来供卵，这时中介马上亮出了价格。

卖卵对接人：这个女孩8.8万，这个学历都是这个价钱，这是我们的行情，不过我们也可以跟中介商量一下

供卵代孕“一条龙”，85万包成功？

在对方随后提供的一份“服务协议”上，写有“启辰代孕”等字样，协议显示，买卵或者代孕的费用都可以分期支付。如果客户不能自主怀孕，公司还可以提供代孕一条龙服务。“包性别包成功就要30（万），帮你找代孕妈妈的话，包成功，包性别是85万。”

对接人还声称，他们公司与广州乃至全国的大医院都有合作关系，手术一律是由专业医院的医生操刀，绝对安全可靠。

卖卵对接人：北医三跟中山六的，最主要的是中山六院的在我们这边，都是专家教授博士来的，按照成功率拿提成给他的，我们给他一个手术的提成，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尽管对于这一说法我们无法证实，但对方还是向记者展示了实验室的照片，并表示除非先缴两万元的“诚意金”，要不然不能去现场参观。在照片中，只见室内有多个疑似冷藏箱的设备，上面还有数字标号，有的箱内还放有试管。

代孕宿舍为豪华别墅，专人伺候饮食

对方表示，除了取卵技术有保证，他们的代孕服务更是绝对的“高配”。不但住的是豪华别墅，而且孕妈在怀孕的每个阶段的住所地也不一样。

记者VS卖卵对接人：（代）孕妈妈住的地方在哪里呢？新塘也有增城也有，然后就是这里附近，我们租的都是整栋的别墅，整栋租下来，（前期中期后期住址不一样？）后期肚子大一点的时候，就在偏僻一点的地方，如果那么多大肚子妈妈在那里出出入入，如果被别人看到了不好。

根据对接人提供的仅有的几张代孕别墅的照片，一线记者以租房者的身份，通过广州多家房产中介进行辨认搜寻，最终找到了一个疑似代孕点。

记者探访疑似代孕别墅，存在已有几年

在增城凤凰城碧桂园的凤曦西苑西区，这栋位于路口右边的“双拼别墅”，庭院内长满杂草，而一旁别墅的二楼阳台上，却晒着多件孕妇衣服。

从这些衣服大小尺寸不一来看，房间内应该住着不止一名孕妇。有附近的住户表示，这栋“双拼别墅”内的确住着很多孕妇，而且这种情况已存在几年了。

附近住户：这里面很多孕妇的，听说是代孕的，（这里面住了大概多少人呢），不知道喔，反正就是好多，生完一批走了一批，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

随后记者以寻找家政人员为由，敲开了这栋别墅的大门。开门的是一名身穿桃红色连衣裙的年轻孕妇，她的肚子已明显隆起。但对陌生人的到访，屋内人员显得异常警惕。

几经辗转，一线记者最后还是敲门进入了屋内，而刚才开门的孕妇已经上了二楼。只见屋内宽敞明亮，饭厅一角放置着多桶桶装水，吧台上还有几瓶奶粉罐。此时客厅有一名40来岁的女子在看电视，另一名穿白色衣服的女子则藏在墙柱后面。

代孕公司：非常手段确保婴儿“订制”成功

代孕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她们的生意向来火爆，除了增城和新塘外、在花都甚至河源都有代孕点。

通常，这些年轻的代孕妈妈肚里怀的，都是按照客户需要，进行过性别筛选的胎儿，但万一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就将“特殊处理”。

违法代孕公司堂而皇之做广告叫卖，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有关部门监管不力的现实。目前卫生部门只能对正规的医生和医疗机构进行管理，而这些网站和黑中介，则需要工商、公安及工信等部门的合作执法。不过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尽管很多家庭都知道，在我国可以做试管婴儿，而代孕是违法的。但往往从实际情况来看，又似乎只有“地下代孕”这一条路可走，那这个矛盾，又有什么办法破解呢？

客户花尽积蓄五次“试管婴儿”皆失败

陈小姐和曾先生是东莞的外来务工者，2014年，刚结婚不久的陈小姐被检查出输卵管堵塞，由于无法怀孕，因此医生建议他们做试管婴儿培养。然而从2014年到2017年，在陈小姐体内先后进行了5次试管婴儿培养，但都以失败告终。

陈小姐：他（医生）只是说这是看个人体内的情况的，就像一块土地，有的土地肥沃，你撒什么种子上去它都能成（长）。

丈夫曾先生说，夫妻俩为了要一个孩子，至今已花光了多年来打工的所有积蓄。

陈小姐丈夫曾先生：应该用了有三四十万，最少的（统计）了。现在钱用完了，我们孩子又没得到，你说两公婆离婚吧，又不可能，我很喜欢我老婆。

陈小姐：把我们的胚胎植入到代孕孕母身上去，遗憾肯定是有的，但是自己身体这样子也没办法，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拥有一个小孩。

正规医院合法卵源稀缺，需求方转向黑市

尽管夫妻俩曾有过这样铤而走险的念头，但最终还是没有跨越法律的红线。而他们的经历，也是许多无法正常怀上孩子的家庭的缩影。

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刚：她（供体）如果提取了20颗卵子，其中还剩下5个，这5颗她没有使用，那就可以赠予其他人使用，但是这个赠予行为是不能有任何的商业目的。

有医生表示，“捐赠”是目前在我国卵子合法流转的唯一方式，并且捐赠方只能获得受捐赠方象征性的“营养费”。

不过，很多捐卵者本人，往往是在做试管婴儿培养，这也就意味着，她们自己也很可能是卵子的二次需求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少有人会主动捐赠。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生殖医学中心医生孙玲：我（供体）在取卵的时候我哪知道，我这个（试管）胚胎有多少是好的呢？其实我是不知道的，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说我同意供卵出去。

再加之近年来，二孩政策开放，不少大龄妇女生育的愿望有所增强，但由于年龄较大，怀孕能力下降，因此这些因素就间接促成了不少非法卖卵代孕机构的生意火爆。

建“卵子库”面临伦理挑战与法律空白

那么为什么我国设立有精子库，但却没有卵子库呢？

有专家认为，一是因为女性捐卵比男性捐精复杂得多，风险也更大；二是建立卵子库可能面临社会伦理道德和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中山医学院医学人文中心研究员雷传平：（找人）代了孕的家庭，由于这个母亲没有经过怀孕的过程，她可能就会和自己的孩子，没有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这样的话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

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刚：（取卵对）婴儿性别的筛选，甚至会出现拐卖儿童的犯罪，甚至是诈骗罪，因为当一个卵子可以成为一个商品进行买卖的时候，那么通过卵子培育出来的婴儿，他也有可能成为（被）进行买卖的婴儿。

同样，如果贸然将代孕合法化，那么当代孕“母亲”与出钱委托代孕的“母亲”，对婴儿的归属问题产生纠纷时，就会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刚：（如果）代孕的一方她不愿意再履行双方的约定，她不愿意将婴儿交给需求服务的一方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人身关系，亲子关系的认定，都会在伦理上造成一种混乱，目前是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来如何处理的。

专家认为，建立卵子库与代孕合法化，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系统工程，在这方面，仍有待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中山医学院医学人文中心研究员雷传平：（社会）对女性的尊严和利益的保护，尤其是年轻女性，（她们）对自己的前途很有信心，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前途，或者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多元，真正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那么到如此文明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卵子库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建立卵子库和代孕能否合法化的问题，或许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但在此之前，我们仍然需要提高立法层级，加大对非法代孕的打击。在这次的调查中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非法代孕的黑中介的做法，是掩瞒和哄骗，如果将全部原因归咎于卖卵女生因为物欲迷失自我，是有失偏颇的。那些为了高额利润不惜违法的黑中介，才是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的。对于这次调查的后续追踪，我们今日一线也将持续报道。

上海金贝供卵成功率,富翁网上猎艳借腹生子，代孕女爱慕虚荣却生产脑瘫儿

一个事业有成的商人,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思想驱使下,以100万元“补偿金”为条件,雇佣一名女大学生“借腹生子”。谁想到,女大学生生下了一个脑瘫患儿……

事业有成操心传宗接代

李成贵今年50岁，在郑州当地算得上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原在豫东农村教书，上世纪90年代初，他辞职带着妻子范秀珍和8岁的女儿李小佳到郑州发展。起初，李成贵在一家广告公司打工。两年后,他另立门户，专门经营户外广告，赚到了第一桶金。再后来,李成贵一边经营广告公司，一边在郑州东建材市场做起了建材生意，几年后资产达到了数百万元。

李成贵身为两个公司的老总,无论走到哪里都是风风光光。发达后的李成贵,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涉足“夜生活”,只是考虑到结发妻子多年相伴,他未曾提过离婚之事。李成贵的妻子范秀珍文化程度不高,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对丈夫在外的事睁只眼闭只眼,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女儿李小佳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研究生。

可是,李成贵是独子,老家的父母一直盼他们生个儿子传宗接代。最初因为李成贵是公职人员,考虑到生二胎将会丢掉工作只得作罢。近几年夫妇俩想过再生个儿子,可是范秀珍却再也没有怀孕过,检查得知，范秀珍卵巢萎缩,没有排卵,即便是试管婴儿也做不了。

面对这样的结果,李成贵不开心,范秀珍更是郁郁寡欢。李成贵提出，看能否找个合适的人帮助生个男孩。范秀珍初始有些迷惑不解,李成贵点破道:“现在贫穷女大学生多的是,找个女大学生,多出点钱,神不知鬼不觉把事办了,女大学生得钱,咱们得子,各得其所。再说,女大学生智商肯定高一些,将来生的孩子也肯定聪明可爱。”范秀珍听丈夫这么一说,想了一想,觉得也只有这样了。

刚开始,李成贵和范秀珍合计只是找个女大学生“借腹生子”,但因范秀珍卵巢萎缩不能排卵,这个办法只好被排除。人工授精也不妥,代价高不说,而且非常麻烦,成功率也不高。看来,只有一种“生产流程”可供选择了,就是男女双方自愿发生关系,直接让女方生个男孩。对此,范秀珍十分担心,一再嘱咐李成贵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决不可对那个女人产生感情。

网上猎艳寻求借腹生子

随后,李成贵和文雯见了面，在朋友的公司走了一圈后，文雯非常满意,再三表示要感谢“李总”。在饭局上,李成贵煞有介事地告诉文雯,在正式签约前,先进行笔试,之后必须参加有中层领导的面试。文雯会心一笑说,这些看来只能请“李总”关照啦!李成贵说,笔试他可以提前告知内容。不过,面试这一关,必须要过的。接下,文雯跟着李成贵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宾馆面试。两人走进房间后,李成贵拿出事先打印好的合同书、体检表等材料,让文雯逐一填写。做完这一切,他拉上窗帘,要求文雯脱光衣服,让他检查她身上是否有疤痕和腋臭,说这是规则,否则就是自动放弃。文雯想到这可能是招聘中的“潜规则”,默认了。李成贵装模作样地围着文雯检查了一遍,然后一把将她紧紧搂住……

3天后,李成贵接到文雯的电话:“李总,我工作的事定下来了吗？”李成贵听得出文雯态度友好,语气发嗲,他反而犹豫起来,觉得不能帮这个女孩找工作,否则有可能给自己以后的工作带来不良影响。于是,他推说目前还在研究当中,不过很有希望。结束通话前,李成贵对文雯说:“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

一来二往,李成贵很快和文雯打得火热,多次发生了性关系。交往中,李成贵发现文雯依赖性和虚荣心特别强,而且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挣大钱等等。因此,李成贵更打定主意不再帮文雯找工作。两三个月后,李成贵给了文雯2万元“补偿金”,两人算是“和和美美”分手。耐人寻味的是,分手多日后,文雯还将她的新手机号告知了李成贵。

2008年春节过后,李成贵可以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借腹生子”人选。于是,他想到了文雯:对呀,20来岁的文雯岂不是最佳人选!

此时的文雯,大学毕业快一年了,尚未找到称心的工作,一直靠打零工为生。一天,文雯突然接到“李总”的电话,她既感到意外,又非常高兴。

这一次,李成贵没有花言巧语,开门见山就说自己想要个男孩,如果文雯愿意“代生”,生孩子之前的一切费用由他本人承担,生孩子之后,再给她100万元补偿金。文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表态同意。随后,两人正式签订了相关协议。

荒唐计划最终两败俱伤

李成贵将文雯安顿在一个高档小区,没过多久,文雯怀孕了。李成贵还托关系找人给文雯做了B超,鉴定结果是个男孩,这让李成贵非常激动。当然,怀孕待产期间,虚荣心强的文雯也没少让李成贵“出血”,她以各种理由索取了不少衣物和现金。

经过10月怀胎,2009年年初,文雯要生产了,可到了医院检查才发现:胎儿在宫内呼吸窘迫,属于高危妊娠,需要立即实施剖腹产手术。但生性爱美的文雯听说要在肚子上拉个大口子,死活不同意。她担心如果施行剖腹产,今后还怎么生活怎么嫁人啊!

李成贵带着文雯跑了好几家医院,都说需要剖腹产。到了最后一家医院,医生告诉他们,再不手术,孩子保不住,大人也危险。李成贵百般安慰文雯,答应多给3万元额外补偿,文雯最终同意做剖腹产手术。可是因为胎儿在母体内长时间窒息,脑缺氧时间过长,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脑瘫。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即使活下来,也是个智障患者。

这个结果对当事人双方来讲都如晴天霹雳。哭得最痛心的是文雯,这其中既有母子之情,又有将来的100万元补偿的不可预期。李成贵两口子不甘心,抱着脑瘫儿四处求医,花去十来万元,但仍然没有好转的指望。医生说,这个孩子即使活着,也很可能养不到成人就会夭折。

一边是在忙着为孩子看病,另一边,文雯的100万元补偿金也是个问题。一提起文雯,范秀珍就气得咬牙切齿,埋怨她如果当初早早同意剖腹产,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所以,范秀珍语气十分坚决,不同意给文雯一分钱。

对文雯而言,她确实内心愧疚。她要求,先前说好的100万元不能少,后来追加的3万元可以适当减免一些。但李成贵无情地说:“别说补偿,原来商量好的报酬也不能给!”

几次哭闹之后,文雯还是没有拿到一分钱,最后,她只得撕破脸皮威胁说,要拿着当初的协议书将李成贵告上法庭。李成贵咨询律师后得知,“代孕”行为可以认定为违法,双方办理的代孕合同、保密合同应视为无效合同,合同中的各项条款不受法律保护。

2009年5月的一天,李成贵委托律师找文雯沟通此事,但文雯仿佛是铁了心肠,一定要讨要100万元补偿。她气愤地说:“就算打不赢官司,也要揭开李成贵丑陋的嘴脸,最后死在李成贵面前。”李成贵无奈,只好补偿了文雯80万元现金。

拿到80万元钱的文雯从此离开了郑州,李成贵痛心地将脑瘫孩子送给一位乡下亲戚抚养,同时给足了孩子的“成长费”。自此,李成贵再也不想找人“借腹生子”了。